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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段时间以来，因野生动物致害引发的非法狩猎案时有发生。在这些案件中，被判刑的“非法狩猎者”大多认罪认罚，并就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作出赔偿。这些案件经披露后，被认为具有很强的教育警示意义。然而从相关信息来看，在这些判决中，被告人案发前被逼无奈的心情，以及事后他们面对生活的艰难着实令人心酸。如何在保护野生动物和保障百姓正常生产生活之间进行有效平衡，也引发了全社会的思考。

从这些案件来看，有的是为了防止鸟类叨食自家果园果实，有的是为了防止野猪破坏庄稼，而且在此之前，一些当事人还采取了扎稻草人、烧辣椒烟等方式进行驱赶，但收效甚微。而由于这些野生动物致害的情况大多发生在比较贫穷的山区农村，由当地政府承担补偿责任也不大现实，所以村民不得已采取了粘网防鸟、电击野猪的方式保护该作物。

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保护野生动物直接关系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平衡。因此，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对非法狩猎予以明确规制，司法机关据此作出判决于法有据。同时，在这些案件中，司法机关也考虑到当事人猎捕野生动物的初衷，都只是为了保护果园或庄稼不受侵害，而非为牟取私利或饱口腹之欲，所以一般判的都是缓刑，对于因经济困难无法支付生态损失费用的，也作了劳务代偿的判决。不过，如何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，不让村民的生活境遇更难，还需要有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探索。

必须明确的是，无论是野生动物资源，还是绿水青山，人都是社会存在的中心。对因野生动物致害引发的非法狩猎案，必须考量利益保护与权衡原则。这类案件也体现出，当前以野猪为代表的野生动物数量增长较快，致害问题日渐凸显。据调查，有的省份因野猪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达数千万元。为防控野猪之害，11月30日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表示，将在四川、湖南等14个省（区）启动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，有的地方开始采取以狩猎为主的种群调控和防控措施。

保护野生动物还是保护农作物的矛盾，本质上还是个社会治理问题。一方面，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了一系列管理措施，如禁止猎捕、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；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应当依法进行，禁止使用毒药、爆炸物、电击或者电子诱捕装置等进行猎捕。另一方面，该法也规定有关地方政府应当采取措施，预防、控制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，保障人畜安全和农业、林业生产；因保护野生动物，造成人员伤亡、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，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。有关地方政府可以推动保险机构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业务。

可见，野生动物保护法不仅强调严格管理，禁止滥捕滥杀野生动物，同时还强调依法保护受害农民的利益，而且这二者在条文上前后相依，这就意味着在法律执行过程中也不能破坏其内在机制，否则不仅会有损法律权威，立法目的也无法实现。

解铃还须系铃人。要预防农民猎捕野生动物，归根到底还是要地方认真落实国家法律和政策，让受损农民对被毁农作物抱有得到补偿的指望。根据有关政策规定，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地方财政事权，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。而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因经费不足，缺乏实质补偿举措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比较可行的措施就是针对致害野生动物数量繁多的地方，经过科学评估，制定适度的猎捕计划以控制数量，而这也符合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。

此外，也要尽快制定和推行野生动物致害保险制度。去年3月发生的“大象旅行团”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针对象群给一些农户造成的经济损失，云南省通过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进行定损赔付，从而演绎了人象和谐共处的动人篇章。这一思路也值得其他省市借鉴参考。总之，只有综合施策，切实保护农民利益，才能更好地构建出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图景。

（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）